资本账户的开放由来已久，可以说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的。我们在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，当时的想法是再用五到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资本账户的可兑换。由于国际国内金融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可兑换尚未完全实现。

但几十年来，资本账户可兑换政策一直在推进。过去，我们采取了一种战略，可以概括为：先流入后流出，先长期后流出，先长期后短期，先是股本，然后是投资组合。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，我们甚至可以认为，今天的资本账户基本上实现了可兑换。但对跨境资本流动仍存在许多限制，这也是事实。

关于下一步如何实现，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。最近，我们在学术界听到了很多讨论，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永定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参赞盛松成教授，他们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。

我今天讨论的是三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开放，第二个问题是何时最适宜开放，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开放开放。

第一个问题是是否要开放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议不大。从广义上看，过去四十多年来，我们的成功其实是因为改革开放，改革是走向市场经济，开放是融入世界经济。从这个大方向看，如果我们继续前进，那么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是一个必然的选择。

此外，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，因此，开放资本账户并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的必然选择。无论短期内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，总的方向是进一步开放，包括开放资本账户。

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开放资本账户，这可能是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。一些人认为，现在是开放资本账户的时候了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时机。

他说："过去数年，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。事实证明，我所接受的想法是国际金融界的共识--什么时候最适合开放？我们应该寻找一个宏观经济环境更加稳定的时期。所谓宏观经济环境是相对稳定的，即增长强劲、通货膨胀相对稳定、财政收支平衡相对过剩、货币币值不明显高估等。在这样一个较好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下，投资者对资本账户的开放充满信心，不容易受到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或资本外逃等风险因素的影响，从而使开放进程更加稳定。

但从过去几十年的开放经验来看，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，适时选择资本账户开放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风险。因为当经济金融环境很好的时候，资本账户的开放必然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，大量的资本流入当然会导致很强的经济增长，资产市场在短期内非常繁荣，货币会继续升值，这些似乎是好消息，这些现象甚至可以被解释为国际市场对开放政策的投票。这表明国际社会对此有信心。

事实上，回想起来，许多国家最终陷入了金融危机，因为经济在资本大量流入的时候蓬勃发展，但经济很可能过热，资本市场很容易形成泡沫，货币升值很容易导致货币高估。此时，一旦风险因素发生逆转，就很容易产生巨大的金融风险，甚至是金融危机。当经济金融环境相对较好时，也容易导致新的风险因素的积累。同时，伴随着一个问题的是，当经济和金融环境更好时，我们往往不重视风险因素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经济体实现自由化后，起初形势非常好，但最终却陷入了金融危机之中。

首先是实体后金融。首先解决了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问题，如贸易和财政问题，然后考虑了金融开放问题。

第二，首先在国内，然后在国际上。在金融开放方面，我们首先考虑解决国内利率和市场机制问题，然后考虑外部问题。

最后是资本前的汇率。在外部方面，我们首先考虑理顺汇率机制，然后放开跨境资本流动。

在这方面，应该说，我们在201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时已经看到了一些教训。我们在2015年前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导向措施，但不幸的是，这后来引发了市场信心的波动，最终我们不得不采取很多措施来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，但实际上其中一些措施是为了在汇率制度上有足够的灵活性。

因此，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：第一，资本账户开放是中国的必然选择；第二，从时机角度看，可能没有最佳时机。如果我们在经济环境不那么理想的时候开放，也许我们会更多地关注风险因素，所以当经济环境不那么理想的时候，经济环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时机。第三，开放进程应更加谨慎，在秩序和宏观方面应采取许多措施。只有这样，这种开放才能健全和可持续。